魏碑人生

　　——代序兼怀汪深先生

　　汪深先生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。一位普通的教师逝世十周年依然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来悼念他，足见这位老师并不普通。

　　汪深先生是我的同事。1986年9月到1988年9月，我和汪深先生同在甘谷三中任教，那是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，汪深先生从大石初中调到三中，和我都在语文英语教研组。语文英语教研组是一个大组，组长是德高望重的张少麟老师。张老师是安远街上人，每周教研组活动结束，就是他的柳城逸事漫谈，除了年龄较大点的王永禄老师偶尔插科打诨几句外，大家全听得认真，我和汪深先生更不例外。我刚参加工作，对安远不熟悉很想了解，容之先生天生就是一安静人，静静地听着，偶尔微微一笑，从未记得他曾插话。三中工作的四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，最值得怀念的四年，除了良好的校风、学风、教风，还有那么多让人喜欢的同学和同事。语文英语教研组我先后的同事有教语文的张少麟、王永禄、马汉卿、王东卫、冯友檀、王常喜、汪深、马永德，教英语的马金义、牛彩云、王琴英、张芳琴、谢金元、张英、谢景繁，一段时间，教地理的牛永东、教历史的赵仁子也和我们在一个组。要不是早早调出来，和这些尊敬的同事们还会在一起更长的时间。白驹过隙，转瞬年过半百，偶尔聆听李叔同的《愁旅》，“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”让人惆怅不已悲从中来，仅就当时语文英语教研组，先后辞世的有张英、马汉卿、汪深、张少麟、牛永东，他们都是我的同事，我的老师，我心怀感激的好人。除了张少麟老师，他们都是英年早逝，扼腕之余，祝他们在天堂路上走好。

　　教师是个特殊的群体，别看都在一个单位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但因各自固定的岗位，教师之间的交往并不多。汪深先生要教学，要练字，要给自己和孩子做饭，一天几乎没什么和人闲聊的时间。加之他天生不是那种多事和饶舌的人，所以，在校园中见到的容之先生总是匆匆的，默默的。我钦佩他的认真，他也没少在学生面前说我的好话。我俩几乎差了一代人，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鼓励，对当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。

　　1988年9月我调离工作了四年的三中，后来汪深先生也调离了三中。我从事行政工作，不时听老师说到汪深先生，便知在书法领域，他早已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好不为他高兴。2004年9月的一天，汪深先生来到县委宣传部我的办公室，赠我一本新出的《汪深书法集》和一幅字，他说：“就是你，别的我还不亲自上门送。”没有恭维的神态，没有开玩笑的语气，认认真真，声音拉得瓷瓷的，我一看，真正的“汪氏风格”。他没多坐，叙谈的时间也不长。他的书法着实让我大吃一惊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他的字，远超一般书法之上，那种深入骨髓的魏碑功力，岂止一个深厚了得。

　　经不住请托，我时不时也给人写一半篇书画评论，也经常看一些书画评论方面的文章，说谁谁谁如何得魏碑之神韵，可一看作品，莫说神韵，皮毛都没有;莫说入门，离书法的门槛还远着哩。汪深先生的字，说深得魏碑之神韵有点过，但其对魏碑的深刻领悟和融会贯通，入木三分地表现在其书法创作中。这些年，我渐渐发现，尽管字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，在人人都不可能是苏东坡的情况下，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自己个性的书体，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定位，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。字如其人，如其人者应包括最少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文化修养，一个是性格气质和精神境界。对汪深先生别的方面我了解不多，对其性格气质，我不但了解，而且理解。作为教师的汪深先生，在他身上体现最多的是中国古代“士”的性格特征，认准一个方向，执着一念，哪怕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你可以说这种性格好，也可以说这种性格不好，孤傲、耿介、特立独行，执着一念，甚至迂腐、古板、顽固，是的，这种人不善逢迎，无法八面玲珑，但这样的人，绝对是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水样清澈让你一眼能看透的人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忤，铁肩担道义，棘手著文章，他们的世界，外冷内热，真正的童心和赤子之心。在以包装讨巧的时代，一个书法家，不搞宣传，不肆张扬，不加入任何协会，一门心思俯身写字，不在意家不家的，就连书法集也是教过的学生出于感激生拉硬拽搞出来的，别人的几句赞语更使他惴惴不安，“我长居乡下，听到后自然深衷感激，同时也很为惶愧，觉得当诚告读者诸君，非先生故冒不韪，欲蒙众目，总因大家襟怀，乐于奖掖后进。园丁情结，自古而然，我们如能知明于分寸，似乎不难会通其情。我之所以如此啰嗦，是我深恐自己的不足而负累于先生们。”(《汪深书法集·后记》)甚至他连古人都不如，不会干谒，不会投名，更不会装裱好作品腆着脸请人“教正”。天道酬勤，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成也萧如，败也萧何，正是这种性格，使普通教师汪深先生成为真正的书法家，以魏碑完成了他古朴、拙朴、质朴而又苍劲厚重的人生，也使他因这种过分执着的性格，最终倒在砚池边。天妒英才，真是天妒英才吗?是宿命，抑或是性格决定命运?彼苍者天，曷其有极!